赵明诚笑笑，指着李虎说道：“在变革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换一种思路，否则必定要重蹈蔡京之覆辙。”
    “大宋变法从仁宗皇帝景祐、庆历年间开始，围绕着变法的争论也就随之展开，而这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核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李虎头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不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成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其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那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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