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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