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我和胖子、袁小白还有查文斌依旧在野人屯。就和我们处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屯子一样，我们家里的消息也是那样的一所未知，典型黑五类份子的后代在那个岁月里是艰难的，好在屯子里的人对我们挺好，这里的人就和这里的大山一样淳朴。
    过去的半年，我们都长个儿了，皮肤黝黑，手臂粗壮，我们尽可能的发挥着男人们该承担的工作，除了袁小白之外，我们几个可以用黑人来形容。
    开春的屯子是很忙碌的，忙着翻田地，修水渠；忙着修农具，忙着整理孵种子，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天我们都会干到很晚。那阵子老是雨水天气，我们得抢在时节之前把这一整年的收成都得种下去，全村老少都是带着斗笠穿着雨衣在田地间劳作，男人女人都不例外。
    如此高强度的劳作，很快就有人倒下了，袁小白开始高烧不退，打摆子，半夜里甚至是抽筋。
    野人屯太偏僻了，缺医少药，袁小白一度烧得人都开始讲胡话，连夜的被驴车送往了山外。经过抢救，她那条小命算是保住了，医生说她身体底子太差，建议我们回去后好好给她补一下。
    那个年月能有什么补的？就连鸡蛋都是集体财产，我们又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孩子，队上自然也不敢太过于偏袒，农忙的时节不可能因为一个外来知青就破例。好在生产队长比较通情达理，让袁小白在家中休息也算她三个工分，这已经顶了天的恩惠。
    以前都是她负责照顾我们三个男的起居饮食，现在照顾她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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