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包，真可可牌的丝袜，皇妃牌香水……五光十色的广告，堆满商品的店家。只要有钱，居住在香港终究还是舒服安适的。
    童霜威从武汉来到香港，心里有一种歉愧。总感到在抗战军兴的非常时期，不应该离开政治中心来到香港。要是被毕鼎山那样的政敌知道了，会作为话柄、作为攻击的借口。既有这种想法，从来到香港开始，就决定隐姓埋名，采取秘密状态，使自己处在一种不事宣扬与人隔绝的状态中。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要少许多麻烦。何况，政事复杂，香港社会中人事波澜更多，自己还是不卷入任何旋涡中为妙。因此，在六国饭店的旅客登记牌上，写的是假名：“韦桑彤”，是将“童霜威”三字颠倒过来的谐音。名姓一改，谁也无法从旅馆的登记处找到“童霜威”了。同时，他也不拟去主动认识什么香港的名人或者富商。听说新任的两广监察使、自己的老朋友谢元嵩常在香港，却也故意不去打听他在哪里。战争会打多久呢？战局会如何发展呢？一时还看不准、拿不定。他决定用上海人说的“孵豆芽”的方式在香港生活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方丽清渐渐不习惯了，埋怨说：“我们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人，为什么不敢敲锣打鼓出头露面？在这个杀千刀的香港，连个打小麻将的牌搭子都没有！”
    童霜威解释了一番。方丽清似懂非懂，耸耸肩膀，说：“要是这样子下去，我就回上海！我早想念姆妈和两个阿哥了。”
    童霜威不敢多说了，心想：唉，谁叫她比我年轻十多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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