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旧嘴里像念经似的唆不停。他看看金怀表，已经八点三十分，决定出去，对着方丽清说：“我大约十一点钟可以回来。”方丽清也不搭腔。童霜威穿上大衣戴好礼帽下楼，经过家霆住的亭子间时，也说了一句：“家霆，我出去，大约十一点钟回来。”
    童霜威下楼走到弄堂里向外走。弄堂的垃圾箱和小便池周围都散发着臭气。他皱着眉出了弄口，决定叫一辆黄包车到中央银行去。
    他有点文人脾气，既然在武汉没有自家的汽车坐，宁可自己坐黄包车，也不愿向人借车或者叫出租汽车，他要摆出一副落魄而又清高、为抗日而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抗战革命姿态。他宁可自己坐在黄包车上给熟人看到，又宁可自己把坐黄包车这一点让汪精卫等中枢要人知道，甚至他很愿让中央社那个记者张洪池看见。他觉得这样做是一种讥刺，讥刺那些中枢掌大权的大人物们冷落一个无派系无背景的司法界能人，讥刺他们让一个无派系无背景的政界学者落魄，也讥刺这世道人心。他不是一个长袖善舞、善于交际或精于在政坛上翻腾跳跃的人，可是对自己的处境及地位心有不甘。他既想得意，又不愿自己去靠钻营来争得什么，却想有人会注意到他而给予青睐。正是在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状态下，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也不讲价钱，让车夫拉向中央银行去。
    黄包车已很破旧了，车身油漆剥落，挡泥板早已黯然无光，车篷残损，车座的白布垫发了灰。拉车的老头儿，约莫五十多岁，该是前清时生的人了！他该经历过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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