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妈最终还是找到公社，和公社书记拍了桌子，我妈认准一条理，干部办理退职手续，要经过本人同意，我妈质问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手续是怎么办的。后来，到农村去的事情不了了之，盖房的木料堆在姥姥家的院子里风吹曰晒，捆在木头上的红绸子掉色烂掉，姥姥姥爷一动不敢动，因为那是公家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姥姥姥爷老得在家里说了不算了，小舅翻盖房子，才把那些木料用了。可是，我妈的事情一直也没解决，没工作，没收入，关系也转走了，我妈成了一个概念上不存在的人，和那些在墙角抱着小孩晒太阳嗑瓜子聊天的妇人，变得一样了，我妈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舍命得来的荣誉和待遇，都化作几段红绸子和一阵鞭炮响，烟消云散了。我妈后来抱着我开始到处上访，找上级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就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作为个人，你可以瞒着锅台上炕，但作为组织，是不可能瞒着锅台下炕的，解决问题讲究一步一步来，不知上访来的结果是什么，都压在公社。
    公社的书记老罗开始往我们家跑，一方面跟我妈承认工作方法存在问题，一方面动员我妈去公社上班，说在火车站的副食品店，人都没文化，账都弄不清楚，动员我妈去。开始我妈不理他，搁不住老罗天天去，后来我分析，最后我妈能答应，一个是我妈吃软不吃硬，一个是在家里呆久了，周围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家属，我妈心里发慌。
    就这样，我妈成了公社的一个临时工。我妈心里憋屈，但是在外人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累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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