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有些官吏也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去。有钱人的老百姓，也大搬其家。再加上“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句话的迅速蔓延，再加上官府采取的一系列戒严措施，再加上官府派出的暗探们无孔不入地四入搜索革命党。吓得武汉的百姓，每次上街都如履薄冰一样恐惧，即害怕革命党误把自己当做“鞑子”杀掉，又害怕官府的暗探把自己当革命党抓起来。一时，武汉的大街小巷，是空气紧张，大有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势。
    二：
    孙武得知八标三营发生的事情之后，害怕官府借此机会，在新军中扩大事件，用莫须有的罪名，在新军中大面积地揖捕革命党，经过与几位革命党负责人商议，决定当天就暴发武装起义，后被一名革命党拦住，说是先让三营里的同志观察一下事情的发展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如果官府真的在新军里大积地揖捕革命党，那就立即通知各部队和各学堂的同志们起义。
    经过三营里的革命党负责人观察，才知道官府只是针对着喝酒的几个士兵来处理。孙武知道后，也就打消了在当天起义的念头，仍按原来的起义计划——阴历八月士五。
    但是，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孙武在一次上街，竟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一直鬼鬼祟祟的跟踪着他，直到跟踪他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的“政治筹备处”，才突然消失。孙武怀疑跟踪自己的人是官府的暗探，与刘公商等革命负责人商议之后，立即决定搬家。为了安全妥见，为了利于革命工作，为了不被官府的暗探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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