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行。

    然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席东海一看方自归这副自由散漫、不修边幅的腔调，就知道此人不会左右逢源，是那种在机关就迟迟从科员升不到副科，在公司就加薪加得很慢的人，所以也不值得浪费时间结交。

    当然，两人在感觉上不对路，有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

    方自归虽然重庆话说不好，性格上还是追随老爸像重庆人，与上海人的风格自然不同了。同样是码头文化，上海发展出来的是买办文化，重庆发展出来的是袍哥文化。

    袍哥文化的精髓，就是一个“义”字。解放以后，虽然哥老会这种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被取缔了，可在民间，袍哥精神尚存。就好像解放以后，上海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可即便过了几十年，住在市中心上只角的那些人的上只角精神依然健在。重庆人的耿直，跟上海人的小资是不一样的。方自归讲义气，他考上重点高中以后，不顾阶级鸿沟已经开始产生的现实，依然和初中班里几个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的小混混玩，就是证明。

    上海人不这么玩，人家重的是“利”。

    以上海教育的普及程度，每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上海人，都背诵过语文课本里孟子曰过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是每个背过这句话的上海人，都会在灵魂深处产生一个疑问——老孟的脑子，是有一点儿进水了吗？

    上海人民其实是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忠实拥趸，因为司马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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