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来讲，祖龙执掌乾坤的时期，是历代商贾社会地位的巅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从上古到西汉的三十多位大商人。

    其中，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5人均为秦始皇时期的富商。

    但自秦以后，两汉已经开始有“重农抑商”的趋势。

    到了王莽篡汉后的东汉，更是愈发严重。

    刘秀吸取王莽的教训，不仅恢复了吕后设计的五铢钱，而且逐步废除了均输法和中央政府盐铁专营政策，使得中国工商业在东汉初年快速恢复。

    到后世子孙时，东汉朝廷却纠枉过正。

    虽然没有放弃盐铁专营，却把专营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结果造成了豪强地主坐大。

    几百年下来，到了如今东汉末年，天下各州只有大地主，以及大地主兼职的商贾。

    似战国时期吕不韦那种倾覆郡国的巨商，已是再难出现。

    听到赵县本地最大的米行名叫“糜记”时，王政心中已是一动，瞬间便联想到刘皇叔的那个便宜大舅子。

    要知值此乱世，米行在天下各个郡县，便是最为重要的货铺。

    获利最丰，牵连最多。

    一个外地的商行，异地经营壮大需要打通多少关节暂且不说，便是能在本地豪绅的势力阻碍下能开张迎客，已是殊为不易。

    而糜记米行便是做到了此等非比寻常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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