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

    苏木长也是下了一身的汗水。嘎查长打了巴雅尔的三次手机都关机，开车拉着岱钦和阿来夫去了闸门下，悬着的心落地了。岱钦又打电话把那几户牧民也喊了过去。

    巴雅尔给嘎查长打电话，声调都变了。“嘎查长啊，快，快让牧民回去，坐在闸门下，水里有毒，不能抬闸啊。”

    “尼玛的死哪去了？我在闸门下呐。”

    水库值班室里的监控镜头看到了额日敦巴日。高高的大坝，闸门工看不到闸门下的人，嘎查长在坝顶上溜达，怕提闸冲走人。调度员对讲机呼叫闸门工，一直没人接。阴错阳错险些铸成大错。老天作美，闸门工吃东西坏了肚子，一宿拉了六七次，好汉子架不上三泼稀屎，虚脱得厉害，过沟坎跌断了小腿，对讲机滚落在坝坡上，耽搁了小半天。

    电话里管委会主任跟旗长交涉着。旗长心知肚明地说：“昨天就撤人了，咋不放水呀。”

    “没撤。闸门下有一个人。人说话有假，监控镜头不说假话啊。”

    旗长又一次确定地说：“撤啦。看坝的人，看走眼了。”其实不是，阿来夫走前把衣服挂在闸门前的挂钩上，带着帽子，远远看上去，就是一个人立在那里。是那件衣服救了那片草场。旗长撂下电话，对呼和巴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啦。牧民坐在那里，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人不撤，放不了水的。既然有监控，就假戏真做，让嘎查长去劝说，牧民不撤走，苏木长再去劝说，没啥好办法啊。人不敬我，我没理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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