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很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倾向，这位女士，如果您需要心理辅导，请及时联系这个治疗中心......”

    当时和我坐一起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警察，用英语开导了我一个多小时。

    可我始终愣愣地坐着，脑海里反反复复回忆着那个警察冲锋陷阵后轰然倒地的场景。

    我觉得那个场景的恐怖程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承受范围。

    可我还对她说不用，我找她借手机，说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那个朋友不是简言。

    是骆寒。

    其实他的号码我一直记得住。也没有刻意去记，不过是无聊时想他时默念了几遍，后来就再也没忘记。

    这是个陌生的国际长途的号码，那个小姐姐还特意给我找了个能够拨回国内的电话。

    我打了第一遍，对面一直没有人接。

    又不死心地打了第二遍，依然没有人接。

    我不认为是骆寒太忙，也可能是他看这个号码太陌生，所以就不接呢？

    所以我一直打。一直打。打电话像是一种心理安慰，只有打电话才能克服我的不安。

    然后简言来了，他急切地问我现在怎么样。

    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找他要手机打电话。

    他带我出警局时，我听着那阵“嘟——嘟——”的忙音，在回民宿的车上，也在听，到了自己房间，窝在沙发上，我依然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他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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