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没有想过要谁死，这次的事完全是个意外，人死不能复生，他杜宝安也没什么能做的，说着他拿出包好的五万块钱，表示愿意赔偿这么多。

    在当时，五万块钱足足可以在县城最繁华地段连买带装一栋百十多平的房子，更何况在坎杖子这个地处偏远贫困地区，这绝对是常人一辈子都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由此足见杜宝安的诚意，我也在一边帮腔，再加上杜宝安的为人大家平时也有目共睹，所以很顺利的就跟死者家属达成了和解，不仅当场表示不会再追究宝安金矿的责任签署了赔偿协议书，连谅解书也没费多大口舌。

    回乡政府的路上杜宝安喜形于色，而我却忧心忡忡。

    因为手头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盘算着县城到坎杖子乡的车程，眼瞅着调查组也快到了，但我仍然不打算听天由命。

    我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姚援朝为什么要答应刘文才合起伙来陷害我，这次事故按理说无论是我和刘文才谁来承担责任，他的责任划分都没有区别，身为乡党委书记，姚援朝只需要负连带责任就可以了，最多就是一个党内警告，他这么做是完全没有必要，反而还有一个被揭穿而被处理的危险。

    我想了想，觉得在调查组着手调查之前，我有必要想办法和姚援朝先单独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