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言，只好待病痊以后，再行开口。偏偏光宗的病，有增无减，急得两人非常焦躁，不得已借问疾为名，偕入寝宫，略谈了几句套话，便问及册立日期。此时光宗头昏目晕，无力应酬，禁不起两人絮聒，索性满口应承，约定即日宣诏，命礼部具仪。可恨贵妃老奸巨猾，偏要光宗亲自临朝，面谕群臣，一步不肯放松，煞是凶狡。光宗无可奈何，勉强起床，叫内侍扶掖出殿，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命尊郑贵妃为皇太后，且说是先帝遗命，应速令礼部具仪，不得少缓。先帝遗命，胡至此时才说。言已，即呼内侍扶掖还宫。从哲本是个糊涂虫，三字最配从哲。不管什么可否，便将旨意传饬礼部。侍郎孙如游奋然道：“先帝在日，并未册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谏道：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祀，将为盛代典礼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为孝也。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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