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离席只不过是那一场浩大宫宴的边边角角，而至于政事，在姜越那夜目送他黯然离去后，也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张岭借新政之机提出“改学”，谏言树立新风，要令天下人懂法守规，故而大规模兴建张氏业下的律学学堂。裴钧多次上表反对，并在朝堂上与张岭你来我往地相互攻讦，姜湛却以为多修学堂无伤大雅，也无非为学，在治学上，就并不制止张岭一家独大的局面。于是，裴钧只好带领翰林一部分崇尚自由学风的官员提出修订全国范围的教本、教义，主张律学是诸多学科之一，不应独树于众科之上，并在京中设讲坛、开议市，以金银换谏言，主张天下学子畅所欲言。

    此举被朝中自诩清流者讽刺为煽动人心的奸佞之行，甚言裴钧要让天下人都来教皇上做事，简直是心怀鬼胎。这一时让裴钧与姜湛的关系在和亲之事后更见微妙。

    改革阻力和政治压力，在姜湛的摇摆不定中尽数积压在裴钧的背脊上。裴钧承受着所有不予理解的骂名。自礼部始修教义后，地方书院不再能够用以往刻板的教条来束缚考生，愿意花钱在的人益发少了。这叫地方乡绅荷包渐空，满腹怨言，继而导致裴钧对寺子屋和吏治、税法的改革完全无法在乡镇实行。

    朝臣们等着看他的笑话。朝中除却六部主心骨外，面对日复一日的嘈杂舆论，也无人再想支持他的决议。每一次的谏言，不过是在一众朝臣的口舌间推来推去。

    如此，来来回回的政治游戏一直随同新政走到了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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