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打算让李存志暗中来到京城的。到那时，他可以妥善安顿好了李存志，将人保护起来，听其详说一番南地现况和当地官府的弊病与弱处，再以此为引，助他将控告之事慢慢铺来，一切便能有条不紊，官司的赢面也更大。可谁知李存志久久不至，到今日忽而出现，却一入京城就直奔皇城击鼓鸣冤，猛然挑起如此轩然大波——

    此举虽可将南地惨况拉到御前，让百官注目，可那登闻鼓一打下，所有的冤抑都见了光，冤抑后府道官员的腐朽与黑暗也就见了光。这不仅叫禁宫中的皇帝能看见冤案了，锻造此冤的宁武侯、乃至宁武侯背后的蔡家也会因此而惊动。为了保住他们在朝中的位置，他们势必会倾尽全力来插手此案的审理，要让这冤案永远不得昭雪。

    而朝中官员对待上控之案又是何感呢？

    哪怕只是中层官员如宋毅者，在与裴钧一同见到飞马赶去闻鼓堂的李存志时，对李存志击鼓鸣冤的第一反应也是：“不好。”只因这鸣冤之事，于官而言，是一种脱离掌管的“变”。而官中之人对万事都望一帆风顺、按部就班，是最最不喜生变的，故而对这百姓控诉官衙之举，自然就更觉烦鄙了。

    遑论朝中重臣如张岭者，早早秉承儒家“无讼”之说，默认各级官员既是经由政务考核上任的读书人，就绝少会有不清是非、妄断乱判之辈。而地方上也果真会有刁民撺讼、闹讼、不服判处才不断上控，如此，张家主导修订的律法致用后，官员通常就只将一切下民的再三控告看作是不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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