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吧，下午再给我读一封，好吗？”他看着我，笑着说，“我怕来不及了。”

    你别说这样的话、乐观一点、怎么会来不及、会好起来的……

    这些话像水草一样缠堵在喉咙里，我一句都说不出口。

    “好，下午再读。”我点点头。

    这几天，每到傍晚，傅斯澄就会催我回去休息，我次次都顺从地答应，然后晚上的时候站在病房外，听见他哭着说痛，接着医生会来给他打止痛针。

    他白天都吃止痛片，在我面前没露出过半点痛苦的神色，到了晚上就让我走，怕我看到他饱受煎熬的一面。

    我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门外，流不出一滴泪，他的哭声隐忍又脆弱，像是往我心脏里不停地塞着刀片，我多希望自己能够替他分担一些。

    过了半夜，在确定他入睡后，我才会回家，我现在不用吃任何药了，因为无论吃不吃药，我都无法再睡着。

    傅斯澄每天都戴着那个橙色的帽子，与他苍白的脸色反差甚大，某天早上我去医院前将头发剃了，戴上同款的黄色帽子，结果一进门就被他发现了不对劲。

    “你剪头发了？”

    “是啊。”我坦然地把帽子摘下来给他看了一眼，然后又戴上。

    “你剃平头干什么？”他问我。

    “天热。”我在病床边坐下，“怎么了，不好看？”

    “不是，太帅了，有点惊讶。”他笑着拉住我的手，“帅哥，念信给我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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