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臣坐镇南京是相当适合，最少是中规中矩，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和麻烦出来。而到了崇祯末年，外有已经建国称号的满清强敌，内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个大患，东南地方不光是大明的后方，也是漕运和粮饷的来源地，这样的最为要紧的地方，理应挑选更有实际经验和手腕更强，心智意志更为坚定的大臣去镇守……但崇祯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到崇祯末年时，孙承宗殉国而死，傅宗龙死，卢象升死，洪承畴投降，孙传庭和丁启睿崇祯要用来在中原西北地方与农民军争战，看来看去，合适的人选也是实在不多了，用史可法也是迫不得已。
    从后世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史可法最值得称道的是操守，但除了操守之外，可谓一无是处。
    如果主持南京大局的并非是史可法，而是孙传庭，整个南明的局面可能大有不同。当然也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毕竟孙传庭在江南能掌握的政治资源远不及史可法，南明史也有可能更混乱，谁也说不准。
    眼下发生的事情，当然是来自史可法的布置。
    北京危急，勤王令早就下达，不过这一次和八旗兵围困京城的情形就是截然不同了。
    北上勤王的兵马屈指可数，文武官员的热情都相当有限，史可法在南京是在做部署，比如有花马刘之称的刘良佐镇守临淮，窥视已经被闯逆控制的河南。
    出身京营的悍将黄得功，品性操守都被史可法信任，所以镇守离南京很近的滁州与和州，同时在十六年底，十七年初的时候，黄得功奉命讨伐叛将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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