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的可能，然而俗话说得好，千不怕万不怕，只怕流氓有文化。

    这几年我帮人打了不少官司，大多是经济案，标的基本不低于一千万，因此也捞了不少钱，但离本市千万身家富人名单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富农，按说打土豪斗地主还轮不到我，冲着钱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因此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寻仇。

    吃民诉这碗饭的律师基本上没几个善类，虽然也有那么几个刚正不阿的，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拿着买白菜的钱，受着卖白粉的累，但大多数都还是吃了被告吃原告，吃完原告再吃被告，基本上一圈吃下来，无论最后哪方胜诉，唯一的赢家都只有代理律师，所以会落下仇家并不奇怪。

    但我这几年打的官司都是大标的，手里牵的尽是些有钱的金主，谁都不是少了那点钱就得迁坟刨祖的亡命之徒，因此用这种方法来寻仇，实在主流得有些非主流，加上又联想起在停车场挨的头一棍，我得出个结论：对方是第一次干绑架这活，理论虽有，但手法太生，属于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未能服务理论的典型案例，加上那个倒影中的轮廓又实在是太过熟悉，渐渐的，一个男人的形象在我脑中成了形。

    有了答案我就要掌握大局，因此故意沉着嗓子，制造出胸有成竹的压迫感说道：“是你吧？老毕。”

    安静中有一丝吸气声，对方终于开了口，冷淡的语气中掩饰不住几分惊诧：“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冷笑一声：“怎么说我俩也在一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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