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跟对方谈条件这条路就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靠，就没人管吗？难道盛安高层就看着你们这么自相残杀？他们是死的？”我边转着圈边骂，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沙发被我踢得当当响。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一句话就拍灭了我的那点希望，“高层残杀得更厉害……听说前老总在的时候还压得住，现在……没人能管了。”

    “……暮雨，你……你什么意思啊？”他的语调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凉，恐惧盘踞在胸口，声音因为紧张而变调，“你这次打电话就是想告诉我这事儿没办法了是吗？”

    “不是，”他否定掉，继而以从未有过的不靠谱儿思维说，“我主要是告诉你，记得按时吃药。顺便告诉你，我可能又要走一段时间，大概几年，或者更长……赶得时机太不巧了，上面抓得很严，我问了下律师，文件找不回来这就是个重大工程事故，这两年考得资质要吊销，以后也不能再做这行，因为我是主要负责人，工程很大涉案金额太多，加上其他一些罪名，刑事责任肯定是有的，多少年不好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想带你走，却还是没有办到。”

    我不得不再次集中全副精力去理解他的意思，当我终于明白那个‘多少年不好说’是怎么回事时，恐惧已然拉网布线控制了身体并一路爬上手指，止不住的颤抖让电话随时都可能从掌心跌落。

    几乎是哀求地，我说：“暮雨，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律师什么多少年啊？有判刑这么严重吗？我觉得咱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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