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们不是表兄妹，”他的语气忽然改变，用一种近似哄孩子的声音道，“我们也不可能，我只把你当作妹妹。”

    “哥哥……”我哭喊叫着，抬起手，竟把母亲的古董花瓶重重摔在了地上，“怦”一声响，碎片四溅的刹那，我痛哭不已。

    他的表情依旧淡漠，只是语气不再放软，“你的留学资料我已交给了姑母，九月份开学。”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几个月后，我远渡重洋，去了遥远的北欧瑞典求学。后来，听说他结婚了，再后来，听说他有孩子了，后来的后来，听说他离婚了，之后，听说他又再次结婚。

    我们在地球的两端各自生活。闲暇时，我时常想起他，在寂静的公寓里，在冰天雪地的校园里，在午夜时寂寥的单人床上。

    我从未忘记过他，我想他也一定从未忘记过我，但我们始终都只是对方回忆里一个虚幻的影子。

    毕业后，仗着多门语言的优势，我在一艘知名国际旅游船上做专职翻译，经常世界各地跑。偶尔也接几个私活，去过非洲丛林深处的一些小部落。当然，我并不会那些濒临灭种的小语种，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喀麦隆的一种官方语。但凭借多年做翻译的优势，仍能连比带划，连蒙带猜地猜出对方的意思。

    因此，我的“能干”颇受欢迎，好几个经常去非洲的访团常常会带上我。我乐在其中，既能学点新语言，还能捞点外块。

    我慢慢长大，成为了一个半成熟的职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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