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搭错才有这怪念头。我斜睨了他一眼，笑道：“你闷在商业文件时太久了，该出去玩玩啦，年轻人么，别把生命都埋葬在工作里。”

    “不是。”德国人特有的认真劲儿发作，贝克执意说下去，“我有很多女同学，她们笑起来没一个及得上叔叔这样动人。”见我脸一沉要训斥，忙闭了嘴，我转过身去，却又继续在背后嘀咕，“是真的啊……那样自信和成熟的魅力……为什么不相信我……”

    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见，因为我已经走开，去花园浇水

    忙碌而充实的日子总是过得非常之快，细算来离那日变故已有两年多。转眼间冬日再度来临，公司业务固然蒸蒸日上，我的咳嗽却也是一天重过一天，全身关节，尤其是左臂，更是隐隐酸痛不止。

    无论迪尔或贝克都已多少次劝过我，要我去医院作全面检查，他们说以前穷，看不起病，那是没有法子，现在公司赚了数十万，怎么样都要把我的病治好。他们的真诚关心，我自是感激，却都是当面笑着应承，私下里仍随便找个药房，买点非处方药，将就着应付过去。

    我的病痛是一种烙印，世上的每件事都要付出代价，而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就是它。虽明知这样的推论很可笑，很无意义，我在潜意识中，却仍这样固执地认定。

    “叔叔，你到底去不去？”

    “什么去不去？”

    我无奈地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望着这一大早就风风火火撞开门，闯进我办公室的年轻人，明知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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